凌晨两点，手机屏幕的冷光刺得人眼眶发酸。导师临时将当天的组会从上午九点推迟到十点的群消息弹出时，我正蜷缩在实验室的办公椅上，对着电脑反复调整PPT的图片和数据。几小时后，当我吹着冷风冲进办公室，眼前的场景却让我愣在原地——所有人都在，有人趴在桌上补觉，有人对着屏幕敲打键盘，咖啡杯堆满了垃圾桶。一位同门低声苦笑：“做不完，真的做不完，你应该是我们组昨晚唯一回去睡觉的人。”那一刻，我因回去睡觉而觉得愧疚与赧然。

在社交媒体搜索“组会”，与之关联的是“组会被骂惨”“研究生至暗时刻”等词条。这些“痛苦哀嚎”绝非个例，它正在中国高校的实验室、图书馆、宿舍中反复上演。当一些课题组以“强化科研训练”之名将组会制度化时，一种名为“组会焦虑症”的情绪症候群，正悄然成为研究生群体的集体创伤。

在理工科实验室，组会的意义本应是汇报进展、讨论难题。然而现实中，它往往沦为一场精心设计的“服从性表演”。我曾听同学说过他们组的一场组会：一位同门因实验仪器故障，一周内毫无数据产出。为了应付汇报，他将三个月前的数据重新分析，编造出一份“阶段性成果”。导师听完后点点头，转身对其他学生说：“看到没？这就是效率。”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组会的真正功能已从“解决问题”变成了“证明努力”——哪怕这种努力是虚构的。

文科领域的困境同样触目惊心。一位历史系的朋友告诉我，她的导师要求每周精读两本专著并提交万字笔记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她不得不放弃深读与思考，转而用“速成法”摘抄目录和金句。“导师在会上夸我‘扎实’，但我知道自己正在变成学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。”她说。当学术探索被压缩成“周报任务”，创新所需的沉淀空间便荡然无存。

更令人窒息的是组会中扭曲的权力关系。导师掌握着论文署名、毕业论文答辩、推荐信等核心资源，而学生则如履薄冰。有同学这样形容，每次开组会都像是一次挖矿的成果展示与指标领取。展示自己最近挖到了什么宝石并上交给导师，导师再布置你下一次要挖什么，要挖多少。当你两手空空地上组会，无形有声的鞭子将会落在你的身上，解释只是借口，不要想着偷懒。导师会严厉地告诉你下次必须要呈现的成果，并告诫“我要的不是过程，是结果”。组会上，当导师不断提出要求挑战我们有限的能力与时间时，我们只能用沉默代替点头，当提出异议时则是一顿否定和指责。

组会制度最隐秘的暴力，在于它对时间和身体的征用。高校里流传着这样一条黑色幽默：“研究生的时间分为两种——组会前和组会后。”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任务派发，许多人不得不将生活拆解成以“周”为单位的碎片。而对于一周要开数次组会的研究生，生活则是以“天”为单位过了，每隔几天就要出新的成果和进度以在组会上汇报，从而逃离老师关于“这几天你就做了这么点？”的逼问。这种压迫甚至侵蚀着最基础的生理需求。有生病的同学和老师请了假，说自己在医院，线上组会汇报暂无进度时便会被提问：“喉咙痛不影响你用脑袋思考和使用电脑吧？”

或许有人会说，焦虑是学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但真正需要追问的是：这份焦虑究竟源自对真理的敬畏，还是对权力的恐惧？焦虑本可成为探索学术未知的燃料，但当它源自权力的压制时，便成了扼杀知识创新的毒雾。当抑郁症成为研究生群体的“流行病”，当“逃离科研”成为热门话题，我们不能再将这些简化为“抗压能力不足”。那么，解药何在？

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，爱因斯坦曾与哥德尔沿着林荫道漫步辩论数小时，这种“漫步式学术”孕育了相对论与不完备定理。或许真正的组会不必拘泥于投影仪前的战战兢兢，而应成为思想碰撞的广场——允许说“我不知道”，接纳“此路不通”，庆祝“无用的思考”。学术是思想的自由探索，而非权力的单方面规训。一些高校与课题组需要这样的觉醒：减少对“科研GDP”的崇拜，建立双向评价机制让学生能匿名反馈组会质量；为导师提供沟通心理学培训，将“心理健康讨论”嵌入学术例会。重新定义组会的意义，它不该是研究生的“渡劫场”，而应是学术共同体的“呼吸阀”。

时至今日，凌晨的实验室依然亮着灯。但我想，总有一代人要追问：我们究竟是在培养学者，还是在制造学术苦力？当咖啡杯再次堆满垃圾桶时，这个问题变得愈发刺眼。

（作者为高校研究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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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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